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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 忘 的 岁 月

  发布时间:2020-09-14 10:00:00


    我的童年是在玩耍和为吃忙碌中度过,吃的当中体现玩的快乐,玩的当中有又体现了吃的乐趣,对玩和吃的追求甚至到了“贪婪”的地步,甚至冒着受伤害乃至生命风险。童年为玩、吃的趣事,还有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,在心灵中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。

    上世纪六十年代,可以说是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,特别是前期,人们为填饱肚忙碌奔波,因饥饿有人吃渣(制作豆腐、粉条的下脚料),还有吃郑州酒精厂生产酒精剩下的下脚料,喂猪的酒稀。生产队种花生时,怕人偷吃将种子就拌上农药。到地里干活半晌饿了,人们用菠菜卷着葱也吃得津津有味。我们这些孩子寻着法子找吃的,雨后爬到树上找木耳煮着吃;用弹弓打鸟、掏鸟蛋、捉蝉、挖蝉蛹烧着吃;上小学时教室后面垒有一小池子,同学们把废字纸放到里面,积攒一段时间卖几毛钱,三分钱一块儿的火车牌冰糕,买上几个大家你一口我一口轮着吃,别说多快乐;走街串巷的货郎除带有针线等生活用品外,架子车上还有一个铁桶上面放有一马勺,里面放有半勺糖稀,下面有燃烧的柴火,糖稀哧哧的冒烟,我们这些孩子找些头发(女人梳头时把梳掉的头发揉成一团放起来,换点针线)、破布烂套什么的拿给货郎,他会用一小竹签,在马勺里的糖稀里面剜一下给我们,算是交换吧,现在回味一下,那类似现在生活中常用的小棉花棒,那上面蝇头大的糖稀,还真甜呀!

    吃饭时母亲把蒸的菜馍分给我们姊妹几个吃,饭后就将馍篮挂起来,三岁多的弟弟饿了,爬到桌子上抓桶里的面吃,出门玩的时候,几个大人见他嘴上脸上的面粉,问道:“聚才,你脸上是啥呀?”回答道“面”“怎么吃面?”“饿的我光突。”哭字就说不准,说成突字,这话在前后街流传好几年。

    下午放学、星期天或假期,小伙伴们㧟着篮子拿着铲子,会不约而同聚集到村东头,用最原始的玩法追逐打闹、摔跤等玩上一番,而后三五成群到地里割上一点儿草,就想办法搞吃的、想花样玩。偷人家的西瓜被发现,惊慌失措跑了六七里远;到村北的射击场,即现在的陆上运动学校,偷人家的苹果、葡萄,被人家撵得从四、五米高的围墙上跳下;在村东头大柿树上捉迷藏时常有人摔下,还摔瘸了腿;夏天到河里玩水摸鱼脚被扎伤;无聊的时候聚在一起,几个人一班儿摔跤打斗,吃亏的嚎啕大哭。在记忆的深处,在外无论做了多少淘气的事,玩耍打斗吃亏了甚至受到伤害,谁都不会向父母讲。

    记忆中的一次玩耍,使我终生难忘,随着年龄的增长,每回忆起就感到心惊肉跳地害怕。那是一天的下午,我们十来个小活伴儿来到村东头沙岗上,每人匆匆忙忙割了一点儿草,简单做了分工,有到河沟对面外村地里偷人家红薯、玉米,有找柴火,有人挖一个类似家里煤火的地坑。然后用土块在上面垒起来,用柴在下面烧,直到把“煤火”和上面的土块烧的通红,然后把红薯、玉米棒塞到“煤火”肚里,再把煤火砸塌用土封上,等到一定的时间,把玉米、红薯闷熟了刨出来聚餐。然后尽情地玩起来,有几个人在沙岗上,模仿电影地道战挖地道玩耍,实际就是挖洞,几个人轮流爬进去挖,突然洞塌了,我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,被埋进去的小伙伴儿海林,露在外边的两只脚一动也不动,小伙伴儿们冲上来扒那有一米多厚沙子刨人,这些懵懵懂懂玩童们,可能认为刨人来得太慢,就开始扒他脚,扒出小腿后,就像语文课本里小兔子们拔萝卜一样,几个人上前拽着两条腿,后面的拽前面的胳膊或衣裳,“嘿、嘿”喊着号鼓劲。呼,地一下把人拉出来了。海林慢慢翻过身,躺在地上拍拍胸脯“憋••••••憋••••••憋死我啦。”说着还大口大口地呼吸。“没事儿,红薯熟了。”小伙伴儿们议论着扶着他坐起。几个人用铲子刨“煤火”里的红薯、玉米,大家吃着、说笑着,可谓谈笑风生,刚才的一幕跟没发生过一样。

    1969年下学期(当时学校是上半年招生),我已经混到了初中,对老师所授的各科知识没有特殊记忆,一次批斗老师的大会,使我终生难忘。那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期,刚开学,9月的天气仍很热。一天下午在学校大礼堂,全校学生参加由高中部学生组织的批斗老师大会,对教语文的赵润生和其他四位老师进行批斗。当时两个红卫兵小将一组,每人驾着一位老师的一支胳膊,把几个老师押上主席台一字排开站着,赵老师站在最右边,我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,与台上的赵老师正对着,距离有两米多,老师们的胳膊被小将们掀得几乎上下垂直,腰弯成90度。尽管是秋天,汗水从赵老师脖子上、脸上、头上汇集到额头上,黄豆大一滴一滴地往下滴,我伸着脖子千千身看到把地面滴湿了一片。大会发言的是谁、讲了些什么内容,都没有留下记忆。大会在震耳欲聋的口号、斥责声中发言结束,大会主持人对老师一一质问、斥责后被押下主席台。主持人看着只剩下赵老师,来到他跟前,厉声问道:“赵润生,问题交待完没有?”“交待完了。”

    “什么交待完了,一点不老实。”而后对着赵老师的屁股就是一脚,喊道“滚!”那两个架胳膊的小将顺势往前一推,瞬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,“哎呀!”我还没呼出来,赵老师已经跌下主席台,他扎了个马步,两胳膊还摆着架姿,双脚平稳的落地,发出 “吧唧”的声音,那动作我看得是那样真切,那双脚落地的声音是那么清晰。这一幕已过去几十多年了,却无法从我心灵中抹去。这时赵老师脸上的肌肉抽出了一下,右手揉了一下眼睛,先我们一步走出会场。

    当时我虽不辩那些是非,但心灵深处隐约感觉到,如此这样对待老师,把老师摔死了怎么办?老师怎么有颜面给我们上课?如何上好课?我们如何学习…….?然而,历史做了无情的回答。那个年代,造就了一大批“初、高中级的文盲”。

    后记:二十多年后的一天,我已在法院工作,偶然机会与当年主持批判老师大会的主持人,那位红卫兵小将见面,谈及那场批斗老师的大会,他用茫然的目光看看我,摇摇头无奈地说:“你不知道啊!当年学校红代会还有几十支枪,造反派头头腰里别着两把手枪,红代会总头头,还是当时郑州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呢。68年批斗会给老师抹花脸,戴高帽脖子挂破鞋,打他们时棍子就打断了,教语文的女老师,被批斗后的当天晚上,就在学校家属院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。”

责任编辑:李亚男   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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